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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鵬:支持WTO改革,中國應有所為

 

 

國際經貿領域云翻雨覆,WTO改革箭已搭弦。

當前,多邊貿易體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上訴機構大法官的任命問題,WTO爭端解決機制(DSB)實際上已經陷入半癱瘓狀態。如果美國繼續不配合,至2019年底,WTO上訴機構將僅剩一名法官,DSB將停擺。WTO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美國挑起貿易戰,架空WTO,如今又掀起WTO改革,深層次的意圖在于修改國際規則,對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形成遏制,用其話說即“中國長期存在貿易濫用,而WTO未對美國公平對待”。 

美歐均提改革方案

雖然各國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極限施壓做法十分反感,但看起來特朗普的倒逼政策和以戰促談策略奏效,WTO改革提上議事議程。總體來看,西方國家觀點立場有諸多相似之處。

美國在《2018年貿易政策議程和2017年年度報告》中稱,WTO體制有三個主要問題,即效率低下、運行不透明和“發展中國家待遇”。美方認為,WTO運用聯合國“最不發達國家”標準,而沒有自己的“發展中國家”認定標準。在實踐中,巴西、中國、印度和南非等國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南亞發展中國家享有同樣待遇。

在歐盟發布的《WTO 現代化方案》中,主張增強補貼的透明度,擴大禁止類補貼的名單,更好地覆蓋國有企業,改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規則。加強常規性工作和透明度,并推進DSB改革。

而加拿大“加強和推進WTO現代化”的改革提案要點包括提高監控機制的效率和效能,維護和加強爭端解決機制,為實現貿易規則的現代化奠定基礎。其中,WTO規則的現代化涉及數字貿易、國際投資、國內法規、國有企業、工業補貼和商業秘密等。 

攻守同盟雛形漸現

美國意圖利用自由貿易協定與盟友達成攻守同盟。針對前期貿易摩擦,美國與多國達成協定或諒解,對中國形成包圍之勢。725日,美國和歐盟發表聯合聲明,將致力于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避免貿易戰。924日,美國和韓國簽訂修訂后的《美韓自由貿易協定》,韓國以汽車領域的讓步獲得鋼鐵關稅的豁免。926日,美國宣布與日本啟動美日貿易協定的談判。101日,美加墨宣布達成《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以升級《北美自貿協定》。為孤立中國,美國還在美加墨協定中強行加入阻止他國與中國達成協定的“毒丸”條款。

美歐日就WTO改革初步達成一致。925日,美歐日三方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第三國非市場導向政策和實踐,特別指出工業補貼、國有企業和強制技術轉讓問題。可見,美歐日三方的改革方案指向性較為明顯,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以WTO改革為名釋放對中國的不滿。

觀察當前的形勢,美國似乎聯合發達國家形成了一致對抗中國的局面,但具體分析國際形勢,我國面臨的機會和挑戰并存。一方面,西方聯盟未必如想象地如此堅不可摧。例如,先期與美國達成協定的加拿大、墨西哥、韓國是基于其經濟對美的高度依賴性和軍事需求。而歐盟在內部協調上存在重重困難,德國作為工業品出口大國和法國作為農產品出口大國在利益協調上難以取得一致,美歐真正達成零關稅、零補貼的自貿區難度相當大。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美歐發表聲明次日就表示,拒絕將農業納入任何貿易協定。同時,特朗普朝令夕改和多變的特征也正在消磨美國與盟友合作的信用基礎。

另一方面,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體量和分量使得各國無法忽視中國市場。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在全球貨物貿易出口額中的比重從2001年的4.3%提升至2017年的12.8%,在全球貨物貿易進口額中的比重則從3.8%提升至10.2%2017年,中國是韓國、巴西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是歐盟、日本、加拿大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是墨西哥、印度的第四大出口市場。中國市場對許多國家至關重要,一味追隨美國而放棄中國市場對很多國家而言并不明智。 

中國該如何應對

首先,對WTO改革持支持態度。以積極的態度、開放的心態參與WTO改革,有利于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邁向更高質量發展、更高層次發展。只有積極參與WTO改革方案的設計,才有可能認識、了解并制定游戲規則。央行行長在2018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的發言及答問時表示,“中國將加快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并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將大力促進服務部門的對外開放,包括金融業對外開放。”

其次,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今日的中國與2001年剛入世時相比,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經濟回旋力度、韌勁和抗壓能力大大提升。我國根據現實情況妥善選擇立場,進行與我國發展階段、能力相適應的改革,防止被漫天要價和訛詐,履行過多與我國不符的義務,為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最大利益。

再次,在策略上,積極與各方保持溝通和接觸。在此次WTO改革中,歐盟和日本是重要的參與主體,而從戰略角度考慮,歐日需要在中美之間達成一種相對平衡,而非一味追隨美國。因此,我方應加強與歐日接觸,加強共識和理解。同時,我國在G20等國際場合和國際機構積極闡明立場并進行溝通,在國際爭取更多支持力量。

最后,針對焦點議題,做好國內摸底和預判工作,做到心中有數。美國關注的工業補貼、國有企業、漁業補貼等問題,其認定標準、實際操作均具有復雜性。我國應以此為契機,首先在規則方面加強法制研究工作,其次進行國內全面摸底,對一些不嚴謹、不規范的做法予以更正或調整。同時,針對可能出現的規則變化,做好行業預判,盡早形成應對之策。

本文發表于《國際商報》2018111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